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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百貨販子、木材商人和作家,77 歲的王仁昌如何看待他的逆反一生|漢口故事②

文化

小百貨販子、木材商人和作家,77 歲的王仁昌如何看待他的逆反一生|漢口故事②

曾夢龍2020-01-08 08:10:57

“我不和哪個人鬥,我折騰自己”

2018 年,王仁昌的學生在博客裏回憶其 36 年前的“一點往事”。

當時,辦公室的張女士是羅校長的情婦,張女士“專橫拔扈,動不動就對老師頤指氣使”,教師和學生都“敢怒不敢言”。有一次白天,他倆走進辦公室,關上門,使得其他老師無法進去休息或備課。

“此時只見我的王老師仁昌兄,大步邁向辦公室,重捶大門,厲聲喝斥,他二人才裝模作樣地出來。羅校長故作鎮定地吼道: ‘幹什麼啊你,我們在談工作。’張姓女也狗仗人勢地叫道:‘好你個王老師啊,你竟敢破壞校長工作。你必須要為你的行為承擔一切後果!’仁昌兄強壓怒火,義正辭嚴地問道: ‘請問談工作需要獨佔辦公室並緊關房門嗎?而且外面敲門半天也不給開門嗎?’問得這苟且二人啞口無言。圍觀的老師和學生越來越多,羅姓校長見勢不妙,丟下一句:‘姓王的,你知道後果的!’ ,就從側邊樓梯溜之大吉。”

第二天,羅校長訓斥王仁昌,“我們這裏待遇比別的單位都好,工作幾年後就可分到房子。別不知好歹啊!”結果,王仁昌走到他面前,拿出教案往桌上一摔,“羅校長,請你另請高明。我走了!”羅校長一愣,“怎麼一説就要走啊?你的教學還是有成績的,我們學校也是肯定你的!”但是,王仁昌沒有理他,徑直走出辦公室。

用他學生的話説,王仁昌“性格耿直、嫉惡如仇、錚錚鐵骨、鄙視權貴”;用他自己的話,他是典型的漢口人——粗獷、豪爽、直率、火爆,遇到看不慣的事情就喜歡説,“總想管一下”。當然,這樣的特點也給他惹了不少麻煩,改變他的一生。

1969 年,王仁昌因為看不慣別人折磨“黑幫”(指“文革”中被打倒的人),讓“黑幫”不淋雨,進屋吃飯。結果,書記認為其立場有問題,他被打入牛棚,接受批鬥,從此災難不斷,最後蒙冤判刑 10 年。

1990 年,王仁昌因為看不慣工商局讓個體户集資修大樓,發起“反攤派”,結果最後被迫離開漢正街。此前,他靠做個體户,成為改革開放後漢正街第一批百萬富翁,也是漢正街個協分會常務理事、作家。

“如果我不管‘黑幫’,他們不會整我。他們搞集資,如果我不管個體户,也沒有我的事。”王仁昌説。

但是,他總想管一下,也從不後悔。“因為我活得很瀟灑,我只是想不停地折騰”。

他不完全同意心理學家亞伯拉罕·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覺得“人一輩子,應該做點事情。活一天,就要折騰一天”,自在就行,其他無所謂。毛澤東認為“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但他的觀點是“折騰”,“我不和哪個人鬥,我折騰自己”。

77 歲的王仁昌的確“折騰”了一生。他寫作,喜歡寫普通人的故事,認為“歷史絕非所謂精英、權貴的年譜,無量數芸芸眾生的悲歡離合才能標誌某個時代的歷史本質和最終取向”。毫無疑問,他自己的故事也屬於其中之一。

有人説,王仁昌走路完全不像 70 多歲的人,説話像“憤青”。他説,我的記憶力相當強,現在看兩遍七言四句古詩,還能夠背。他還説,自己和兒女“沒得談”,覺得他們“蠻安逸”。“他們的思想就像我這個年紀人的思想,我的思想就像他們那個年紀人的思想,對調了!”

王仁昌父母合影照,來自:王仁昌

1. 童年

1942 年,王仁昌出生於漢口漢正街一個商人家庭,父親王裕卿是“王潤記紗號”的老闆。那時,王潤記紗號是漢正街紗布行業的名店,與謙祥益、生計布店合稱為“三把刀”。

王裕卿是湖北麻城人,父親是清朝新軍,在武昌任“管帶”,“相當於營長”。“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怕黎元洪勢力太大,説這些兵財政上支持不了,怕他們作亂,乾脆整編。我爺爺就拿了錢,蠻高興,回麻城了。回去了,他又不做生意,也不會種田,整天上餐館、打牌,錢一下就沒得了,窮了。結果我的父親兄弟兩個,沒得法的,就跑到漢口來。我伯伯在藥鋪當店員,我父親跑去做裁縫。”王仁昌回憶。

經親戚介紹,王裕卿結了婚,和妻子在漢口萬壽宮(現位於武漢市第七中學)一帶開了一家裁縫店,生了一兒一女。但是, 1938 年,武漢淪陷,王裕卿夫婦剛創立的小店被日本人付之一炬,兩個孩子被燒死,他們被趕到武勝路的難民區。因處於戰亂,所以沒人做衣服。為了生存,王裕卿冒險“跑單幫”(即倒買倒賣),販起私鹽,還巧妙突破日本人封鎖,將鹽賣給大別山的新四軍第五師,支援抗戰。

王仁昌在《漢商》一書中曾解釋過這套方法:“簡而言之,有點頗類現今毒販販賣毒品的方式,即,廣泛聯絡私鹽販子,將食鹽零星背到岱家山。蒙過緝私檢查站,在諶家磯集中,而後,或經舉水,或經倒水,或經灄水,用船運到宋埠野狼溝,那裏是敵偽空白區,即可僱馬車送到王家凹,與新五師交易。新五師接貨人一般付給黃金或鴉片,回漢口,再將黃金、鴉片分給各個小鹽販。這兩種東西全屬硬通貨,必定比汪偽發行的儲備券受歡迎。”

後來,王裕卿還賣過香煙。 1945 年抗日戰爭勝利後,王仁昌的母親靠賣兩批貨賺了不少錢。一批是一個日本商人急着回國,所以低價賣出全部貨物,讓王家一下賺了 5 萬現洋;另一批是國民黨一些人出售美國援華物資,王仁昌的母親就把玩具和水果刀等買了過來,“在鋪面門口擺出來賣,蠻俏”。也是在這個時候,王家開始做起紗布生意。

1948 年底,王裕卿夫婦將積蓄拿出,花 300 兩黃金買下漢正街建國電影院(後改名文化電影院)對面的“上海帽店”鋪面。整座房屋寬 8 米,縱深 36 米,三進,兩方亮瓦天棚,前後兩座杉木曬台。王仁昌稱,按正常市價, 500 兩黃金也買不到這所房子,但因當時店主人想跑香港,所以賤賣。而“父親認為,不管誰來,歷朝歷代總少不了買賣人的,儘管好多人變賣財產,帶了金銀細軟逃往港台,他琢磨,人少些,競爭對手少了,生意還好做些,於是,大着膽子撿了這便宜”。

小時候,王仁昌喜歡跑到店裏櫃枱上玩。“櫃枱蠻大,很寬很高,那麼厚的木頭,很結實,我們可以在上面跑來跑去。過年的時候特別有意思,親戚來,我們小孩就在上面瘋。”

王仁昌小學畢業照,來自:王仁昌

2. 讀書

1949 年後,王家的命運隨着中國大陸的歷次政治運動而變動。

最先是土地改革運動,王裕卿因為在農村買的幾十畝水田,成分被劃成“工商業兼地主”。王仁昌稱,要不是人緣好,堂舅從中斡旋,父親準定被押回鄉下打得死去活來。最後,他們家的田被分掉,賠上一筆“清算款”,但幸好人沒事。但是,王裕卿已被嚇得不輕,看到四處在開清算鬥爭會,抓逃亡地主,捆綁、吊打、槍斃人……

朝鮮戰爭時期,王裕卿捐錢支持中國軍隊,得到一張紅紙寫的“表揚”,“貼在門口引來路人圍觀,十分光榮”。“有人打驚張:乖乖隆哩隆,三根條子!三十兩黃金哪!父親捧個茶杯站在櫃枱前樂呵呵,笑眯眯,看着人們指指點點、議論。”

但是,到了“三反五反”運動,情況又發生變化。那時,王仁昌在讀小學,記得街上到處貼着奸商偷漏税腐蝕幹部的漫畫,號召檢舉貪污受賄分子、打倒奸商的標語口號。結果,王家過去的店員也組織起工會,檢舉揭發老闆,逼其“交代問題”。當時,王裕卿被關在店員工會里反省,徒弟祝志成則跑來“勸告”王仁昌母親,甚至威脅沒錢就把鋪面賣了頂。無奈之下,女人只好從樓梯下挖出兩板籃大洋繳上。王裕卿回家後,聽説被逼交出家底,有了自殺念頭。不過,在妻子勸説下,放棄輕生,“但是,簡直沒做生意,惶惶不可終日”,後來只好“闢出半邊店面租給一家浙江裁縫店”。

接着是社會主義三大改造,王家把店面交給政府,王裕卿先被安排到武昌民主路國營商店當營業員,後來又調到武昌火車站當營業員。王仁昌回憶,當時是姨父田禮安勸説父親將所有資產交給政府。田禮安也是個商人,和妻子在漢口開了家小酒店。當時,他也參與“聯營”,成為副食店營業員。但是, 1957 年“鳴放”時,因説了一句“如今的汾酒沒有過去香,是不是兑了水?”,被人指控説意指“今不如昔”,於是被劃為右派,下放勞動改造,最後死於浮腫病。

1956 年底,三大改造完成。當時,讀小學五年級的王仁昌聽老師説,中國第二天就能進入社會主義,喜得一宿沒睡着。“因為平素老師常給我們描繪的社會主義是不花錢,想要什麼拿什麼。輾轉牀頭,我反覆盤算:天亮了,首先該拿‘桃杏梅方’的糖果——我收集的糖紙,就差這一種呢——還是先挑兩筒鹼酥餅子?並且決定不去巷子口蘇俊記雜貨鋪,而是汪玉霞,以免拿了水貨,枉費力氣。我還預料,會引起一陣哄搶,設計如何在人羣裏見縫插針,捷足先登。可是,第二天早起,瞧瞧,街上並沒什麼變化,買個面窩依然得掏三分錢。我一直以為自己傻,麻雀掉到糠殼裏,空喜一場。不想,大學時,班上一位叫向勤敏的女同學像我一樣,那天也曾經喜得睡不着覺。”

那時,因為階級成分不好,又受碼頭文化影響,王仁昌和漢正街的許多小夥伴一樣,熱衷“練功”,常在街上“浪蕩”。但是,初二一個假期,他偶然讀到歐文·斯通寫傑克·倫敦的傳記《馬背上的水手》,覺得“努力讀書才是正路”,於是發憤讀書,很少到外面玩。

初中畢業,王仁昌考入湖北最好的中學——華中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在武昌住讀。這時,中國正處於“三年自然災害”。雖然當時父母偷偷做點小生意,不時在黑市上買些糧票或糧食補貼,但王仁昌的記憶和飢餓總脱不了關係,常感到餓,骨瘦如柴。他記得,當時母親為了讓他吃飽,會把蓮子殼磨碎做粑粑,糝糖精捏成團,蒸來吃,“口感像餈粑,吃後往往便祕,但畢竟解饞撐肚子”。他覺得,自己很幸運,班上的同學沒這“好福氣”,成天搞精神會餐、談飯止飢,無心讀書,有個同學甚至因飢餓落下終生殘疾。

1961 年,王仁昌被分配到華中師範學院數學系。雖然“滿懷惆悵”,認為自己按成績肯定不是這所學校,但考慮到家庭出身,有學上已經很不錯,比如他記得別班兩位同學雖然成績比自己好,但專科都沒上成。也因為出身,他記得那時班主任一天到晚找他談話,要自己和家裏劃清界限,不過最後他也沒劃。

王仁昌覺得,讀文科蠻危險,所以選擇學數學。但是,進了數學系,他又覺得“師範所學數學基礎課實在太淺,專業方面不可能有所作為”,而且“出身不好,人家不讓你搞,怕你泄露機密”。至於當老師,他又不喜歡燃燒自己、照亮別人。於是,他選擇搞文學寫作,覺得既有意思和價值,而且隱蔽,不張揚。

所以,大學期間,王仁昌根本不上專業課,而是訂出計劃背唐詩宋詞元曲古文觀止,同時泡圖書館閲讀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包括生僻筆記、話本之類。國外部分,他會先讀某國文學史,然後按圖索驥找該國名著閲讀。至於國內新作和每月期刊,他稱,無論文學、數理化、地理歷史、考古門類,必定瀏覽,並做摘要筆記。除了這些,他還抽時間讀了所有能到手的文藝理論和作品評論。

“那段時間,我自學的文學竟比中文系學生還要深廣,還要紮實。至於數學專業課,作業多半沒交的。到期終考試,從頭自學一遍,能及格算是萬事大吉。就這麼鬼混了四年。”王仁昌在“狂飆三部曲”的後記中寫道。

1965 年,王仁昌大學畢業,被分配到襄陽地區文教局。但是,按當時規定,大學畢業後得先去農村“鍛鍊”一年。於是,他先到隆中農村勞動兩個月,又去襄陽夥牌公社夥牌大隊待了半年。

相比有些同學對下鄉表示愁眉苦臉,王仁昌倒是“有點歡天喜地”。“因為我只懂得城市生活,對農村生活非常陌生,而那時候文學主要是農村題材,我又想搞寫作”,所以去農村可以體驗生活,“開闊視野,好寫小説”。

王仁昌大學畢業照,來自:王仁昌

3. 入獄

的確,王仁昌下鄉後遇到了史無前例的絕佳寫作題材,不過,他的生活本身是災難性的。

1966 年春節剛過,王仁昌被分配到隨縣搞“四清”運動,住在隨縣一中集訓。集訓期間,他從領導報告、農民控訴、典型案例和閲讀材料中,驚詫地瞭解到農村裏幹部與羣眾的矛盾十分尖鋭:隊長、會計、保管勾結一起,多吃多佔、貪污腐化、任意捆綁吊打羣眾,強迫命令,魚肉鄉里,通常只算一般問題。逼死人命,打死人,姦污民女也不稀罕。

“所有這一切,讓我想起駐隊夥牌時,一位老貧農的感慨:過去,地主最多隻能在自家田地上耍性子;如今公社化,大隊書記管的地盤比地主大得多,全大隊裏財產和人都成了他的。真比舊社會的地主還要兇狠威風呀。當時我很佩服這位老人的睿智,話説得真精闢。給我留下極深印象,以至幾十年都沒忘記。”王仁昌回憶。

1966 年 5 月,“5·16通知”出台,文化大革命爆發。 6 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彼時,王仁昌還在隨縣擔任“四清”工作隊員,“政治上的優越地位讓我有種相對的安全感”。“即便如此,我也為‘紅色恐怖’震懾了。儘管中共中央要求將四清納入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尚未下達,在‘四清’工作隊領導下,貧協小組開展‘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行動。這次鬥爭對象不是‘四不清幹部’而是‘地富反壞’。除了家常便飯的開會批判,免不了一頓罰跪打罵。”

王仁昌稱, 1966 年 7 、 8 月之交,北京紅衞兵發起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運動刮到武漢,以“革命”幹部子女為骨幹,組成所謂“紅五類”的“官辦”紅衞兵,到處抄家、打人、砸碎、批鬥、揪人遊街,大搞“打砸搶抓抄”,頓時將三鎮攪得天昏地暗,人人自危。十二華里長的漢正街有 60% 的家庭受到不同名目不同程度的衝擊,大興隆巷裏約 30 來户人家,被抄家批鬥達 20 餘户。

因為年輕,“歷史肯定清白”,也“沒什麼糾葛”,所以他被選進“復課鬧革命小組”。“相當於官辦文革,進入了領導班子。對一個出身不好的人來説,是很幸運的,求之不得。但我這個人又喜歡説,我看到他們折磨‘黑幫’,掛了牌子,在雨中吃飯。我就看不慣,讓他去屋裏吃飯。”

結果,王仁昌所在棗陽二中黨支部書記李樹清認為其“立場有問題”。“這樣我就造反。這一造反,就把矛頭對着我,立了很多罪名:讀大學時思想反動,組織反革命組織‘讀書會’,企圖叛國投敵;‘四清’中,迫害共產黨員貧下中農;文化大革命訓練武鬥隊,毒打革命幹部……把我整得像鬼。我當然不服,漢正街的人的脾氣才不管這兒,結果越整越狠。”

從 1969 年被打入牛棚,接受批鬥開始,王仁昌稱自己成了“老運動員”,災難不斷。到了 1972 年,他被定為“棗陽縣右傾翻案總根子”、“現行反革命”,開除留用,降工資,送車河農場勞動改造。此後一兩年,他繼續各種申訴,“縣、地、省連軸轉”,前後共 300 餘次,希望能洗刷冤屈,但毫無效果。

王仁昌稱,在“清隊”和“兩清一批”中,湖北全省至少整肅了 120 萬造反派,僅武漢市高達 42 萬,逼死逼瘋打傷打殘 30 餘萬。 1972 年底,這些人及其家屬以批林為口號,走上街頭張貼大字報,控訴大小黨棍的殘酷迫害,要求“落實政策”。

1973 年,他決定回棗陽參加“反潮流”運動,“以為鬧通天,問題也許會解決”。“結果,正如二中一位‘老運動員’告訴我的,一旦在‘運動’裏‘中槍’,就像上鈎的魚兒,越掙扎越疼越糟糕。 1975 年,我被取消留用,戴現行反革命帽子,押往農場監督勞動。張書記見了我直搖頭,要你不鬧,不聽話,硬要鬧,唉,這回不全毀了麼?我仍不服,瞅機會跑回武漢,繼續寫材料控訴自己所受迫害。 1977 年,我又遭到公安部全國通緝追捕, 1978 年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刑十年入獄。儘管我在勞改農場不斷申訴,不起任何作用。”王仁昌回憶。

70 歲的王裕卿在得知兒子被捕後,“急死了”,王仁昌在獄中得知消息,收到兩隻綴着白花的黑袖章。

坐牢期間,王仁昌監號是 102 ,所在監室長約 4 米,寬約 2.5 米,厚實門扇上有口插頁風窗。室內相對擺起六張單人木板牀,每張牀上坐兩個犯人,晚上就擠在一起睡。靠門角有個木尿桶,尿桶多半要用來泡衣被。因態度不好, 102 被罰戴三副腳鐐,每副 10 斤,並戴背拷。每天放風, 102 被逼跑步,跑不動就被架起雙臂拖,“腳脖子被鐵鐐磨得見骨頭,流血流膿”,“終生留下累累疤痕”。因為無法開鐐, 102 還從老犯人那兒學會了如“玩九連環”般的換褲方法,“喟嘆人類智慧之無窮”。

解決掉換褲子的難題後, 102 沉靜下來,和獄友們苦中作樂:輪流講故事;吃飯時,用牙撕下竹筷子青皮,在水泥地上磨成針,而後,扭一截窗紗的鐵絲,以極大耐心鑽出針鼻子;拆出衣服上細紗,伸直腿繞在腳丫上搓線;穿在竹針裏縫紉衣裳……除此之外, 102 還會默誦讀過的詩歌;用給他寫交待的紙筆寫詩。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各地陸續開始平反冤假錯案。 1981 年 6 月,坐了 4 年牢的王仁昌得到初步平反,獲釋回家,户口轉回漢正街,但無法回棗陽二中教書。

1967 年王仁昌與弟弟王仁忠在棗陽合影,來自:王仁昌

4. 個體户

回到漢正街後,大學同學李華雲介紹王仁昌到漢陽房地局建橋所和消防器材廠教書,給單位職工“文化補課”。同時,他一有空也會去漢正街幫母親擺汽槍攤。

父親去世後,王仁昌的母親靠擺汽槍攤為生,生意不錯。“當時的工資普遍不過三四十元,兩杆汽槍收入每天竟然達到七八元之多。所以,老孃經常自豪地説,我有兩個鐵兒子萬事不愁。”

這時,漢正街恢復發展小商品市場,但不準擺汽槍攤,要求汽槍執照換為小百貨執照。因年紀太大,弟弟又在上班,執照只能轉給他。所以, 40 歲的王仁昌從親戚那兒借了 260 元錢,開始臨街擺攤賣小百貨。

起初,王仁昌不知道上哪兒進貨,只能幫別人代銷塑料玩具、髮卡等,賺個幾分錢。但是,“一天賺個三、五塊錢,喜得不得了”。後來,他從同行談論和貨物包裝箱印刷地址上,摸着路子到青島路“小百批”、海校附近的“省百批”和一些工廠裏買些處理品、殘次品來賣,生意漸漸有了起色,但是,“比起那些大户,差得遠”。

機遇終於還是來了。

“一天,我同母親正坐在攤檔前做生意,天突然陰下來,颳起一陣大風,飛砂走石。母親記起門口曬着幾件衣服,趕緊回家收拾。老人收拾衣服時,發現一牀新卧單掛在電線上,一根竹篙橫斜在地,料是對面公寓樓哪家的,喊了幾聲,沒人理會,想來主家還沒下班,就挑了卧單連竹篙一起收進屋。

晚飯時,母親站在門口,看見下班的人就問,誰家的新卧單吹落了?問了好多人,都不是。天色暗下來,只見武漢傘廠的李太平慌慌忙忙推輛自行車進巷子,邊推車邊往上面看。母親問,嫂子,你看看,有牀新卧單是不是你家的?下午好大一陣風吹到電線上了,我擔心過路的撿走,收進屋裏放着呢。李太平一看,正是自家的,説,我是擔心吹掉了,讓收破爛的撿走。真謝謝你了,王太!母親説,這算什麼呢,住街坊,擱鄰舍。你在上班呀。換了你也會這樣做嘛。李太平聽母親説得又樸實,又誠懇,很感動,不由關切地説,王太,我看別人生意做得那紅火,你們膽子也放大點嘛。母親説,哎呀,嫂子,不怕你笑話,我家才打起手,既沒錢也不懂行,要不是同行把貨代銷,嘴都糊不住呢。李太平聽了,竟為我家着急起來,感嘆半晌不移腳,忽然,她問道,您家想不想代銷傘呀,利潤不見得比那些玩具髮卡小,就是笨重,要費力氣盤。母親説,費力氣怕麼事,我們沒錢,力氣倒是有的。

武漢傘廠屬全國四大傘廠之一,計劃經濟年代頗有品牌效應的。據我觀察,漢正街雖説花色品種成千上萬,雨傘還沒見有賣的。李太平是傘廠廠長,許諾由廠裏用車直接送到我家,賣完結賬,賣不完退貨。而原先我幫忙代銷的貨物,一經拆零,賣不完的大都由自己‘吃’下的。名曰代銷,弄得不好,實則仍有一定風險。既然傘廠條件這般優惠,可以試試。母親當時幫李太平收撿卧單,只是出於古道熱腸的善良性格,做一件應當做的小事,根本沒想到造就一個機遇,更沒料到這機遇為我家迅速崛起,逐角漢正街贏來第一桶金。”

果然,傘賣得蠻好,他每把傘賺 4 毛,一箱 40 把,就能賺 16 元,一天賣上 4 、 5 箱就很可觀。當時,他每當賣出上千元款項,就會騎着自行車去武漢傘廠在民生路孫中山銅人像那裏的門市部結賬。起初,傘廠會計很高興,誇他講信用,説其他人賣了貨都把錢壓起,拿去週轉其他生意。但是,時間一長,會計也有點煩,覺得他幾乎隔兩天就交錢,不好做賬,最好月結算了。但是,他怕錢壓到貨裏,到時結賬沒得錢,失去信用,所以才隔三岔五跑來。

李太平知道後,給王仁昌支了個招:現在自動傘很俏,北方好幾個商場找我們廠訂貨,但我們做不出來。你去廣州買回賣,保證賺錢。真賣不出去,我發到鄭州、石家莊一些商場,壓不了的。

這樣,王仁昌壯着膽子去廣州進自動傘來賣,結果十分熱銷,利潤可觀。“便宜的 6 塊 5 一把,貴一點的 7 塊 2 ,拿回來, 6 塊 5 的我賣 7 塊 5 , 7 塊 2 的我賣 8 塊,甚至 8 塊 5 。我一天能賣一千到兩千把,並且是淡季。旺季時,每天少則賺 3000 塊錢,多則賺 1 萬塊錢。那時嚇人,純利啊!生意做得蠻大,我就那一下,起來了!”王仁昌説,“在倡導‘萬元户’伊始的年代,我的本錢已由 -260 元突破 2 萬了。”

王仁昌在漢正街經營時的税務登記證,來自:王仁昌

除了自動傘,王仁昌最得意的生意是一次賣百貨,不到一個月,賺了整整 60 萬。

那是 1985 年,武漢針棉織品批發公司準備處理一批積壓的貨(包括襪子、內衣、內褲等)給車站路百貨公司,但是由於量太大,所以車站路百貨公司到漢正街找買主。這批貨原價 370 萬,現在半價處理,但王仁昌當時手裏的流動資金只有幾萬,遠遠不夠。

和弟弟商量後,他們找到武漢糧食局百貨經營部,提出兩家聯手做這單生意。糧食局同意了。於是,王仁昌先給糧食局 1 萬元押金,糧食局則為其擔保,開具一張為期一月的 185 萬元遠期支票給針棉織品批發公司。王氏兄弟則負責一個月之內銷完貨,並付清支票款,所得利潤按糧食局 20% 、王氏兄弟 80% 分成。若一個月之內無法銷完貨,則將按支票額的 20% 向糧食局賠款。

拿到貨後,王仁昌根據漢正街各批發商的不同情況,量身打造,將這批貨按質量好壞和不同樣式等分門別類,按一定比例搭配成 3 萬至 5 萬一份,比如老年批發商求穩求慢,經營週期長,就將質差價低的貨銷給他們;而年輕商販性子急、圖個週轉快,就將俏貨發給他們,幫助他們加快週轉速度。再比如自己不擅長賣的就低價,甚至虧本賣給其他人。

就這樣,這批 185 萬的貨花了 20 天左右就銷完,王仁昌兄弟倆一下賺了 60 萬。這件事後來被看作“小船稱大象”的現實版,有人甚至認為是武漢資本運營的“開山之作”,還被湖北大學一位管理學教授當作案例搬上課堂。

當然,這期間也有一些波折。比如當時漢正街定位為小商品市場,工商局認定雨傘屬大百貨,不許經營。所以他有次去廣州打貨時,家裏的傘被收了。但是,他並不慌亂,而是安慰母親“莫着急”,採取“智鬥”。

“我當即去青島路小百批買了十把自動傘,開好發票,而後參加學習。開完會,我找到主持學習班的孫局長,問,孫局長,在青島路小百貨批發部買的商品是屬大百貨還是小百貨?孫局長答,當然是屬小百貨嘛。我遞上發票説,瞧,我的自動傘就是在那裏買的,怎麼有人收了,還要罰款呢?這個老實的河南人將發票端詳半天,説,這……應屬於大小百貨交叉的商品,不能算大百貨。説罷,吩咐辦事員將傘退還給我了。經過智鬥,不僅要回差點罰沒的自動傘,從此,自動傘可以名正言順地上攤銷售了,就這樣,我為漢正街市場開拓出一種新商品。”

最驚險的一次經歷是在廣州。

那時,中國農村有“端陽送傘”的習俗,為抓住商機,李太平讓王仁昌提前結了代銷雨傘款項,商定雙方各出 2 萬元錢買傘,盤纏公攤。於是,通過虧了幾百元賣貨湊足進貨款後,王仁昌拿着介紹信,和傘廠的劉仁杰一道去了廣州,買了 16 麻袋傘。

但是,王仁昌他們在買傘的時候就被廣州工商局盯上,最後等他們買完後,説是走私販私,要一併沒收。“當然,我跟他們辯論。我説,走私販私?我不是在海邊買的,也不是在黑屋子裏買的,我是在你們市場上買的。你要不許賣,首先市場上不許賣,怎能找我們外地客户的麻煩?他們沒得話説。‘那是這樣,你沒看執照,我們只允許賣一把、兩把,賣給別人用,不準賣批發。’我説,如果要真的有問題,賣一把和賣一百把的性質都是一樣的。他們不講道理。‘那不管!’”王仁昌回憶。

即使這樣,王仁昌覺得,當時自己已經收着暴烈脾氣隱忍不發,因為“那時個體經營是小媳婦,地位沒得到確認,誰都可以任意宰割;公私聯營幾乎沒有先例,合不合法還不知道。介紹信又開得含含糊糊”。

在聽工商局説昨天四川一個體户也因買傘被罰款 70% ,回家拿錢後,王仁昌更加擔心傘的命運。回旅社後,他們給武漢打了電話,想起賣榨菜的朋友俞松林曾説自己大哥是廣州流花區委書記,所以準備找俞松林幫忙。於是,俞松林從武漢來了廣州,和哥哥説自己也參與了傘的生意,講了事情的來龍去脈。第二天中午,王仁昌和俞松林哥倆去了工商局。經過溝通,他們交了 25 元保管費後,提出了傘。結果,“一不做,二不休”,王仁昌乾脆把剩餘的錢又買了傘,一起託運回了漢正街。

1986 年,王仁昌拿到《關於進一步貫徹落實(中央落實政策小組擴大會議記要)的補充意見》的通知(中發[1986] 6 號文件),據此申訴,終獲徹底平反。

這一年,他也開始發表作品,寫作有關個體户的長篇小説。

當時,人們對個體户存在不少偏見,有着“一國營二集體,不三不四幹個體”的説法。有一個上海作家甚至説,“個體户窮得只剩錢”。身為漢正街學歷最高的個體户,王仁昌還和一相親對象曾有段對話。

“你一個大學生,坐在街上,要是我同事看到怎麼辦?”

“我又沒有偷沒有搶。”

“那你大學生喊別個買貨,你自己感覺怎麼樣?”

“沒得,我們從小做生意,無所謂。”

因此,王仁昌決定寫本書迴應這些偏見。於是,他一邊做生意一邊寫小説,經常坐在攤子上,用煙盒子寫,寫好後再回去整理到稿紙上。 1986 年底,他完成初稿。這也就是後來被稱為中國第一部由個體户寫個體户生活的長篇小説《風流巨賈》,融入許多他的個人經歷。

小説中,主人公陳思翮不僅靠做個體户維持生計、搞活流通,而且品德高貴、理想遠大,是個正面典型。這本書在 1989 年出版後,獲得“武漢市首屆優秀小説獎”,並被武漢電視台改編成 8 集電視連續劇《漢正街》,於 1990 年在中央電視台一套播出,影響挺大。

“首先,個體户在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給市場經濟打開了一道口子,開拓了商品經濟的一個天地。第二,不管怎樣,它對人身的依附關係有一種衝擊。過去你在單位,搞得好,那這一輩子都好;搞得不好,那這一輩子就完了。現在我搞個體户,我就無所謂。我在漢正街可以搞,去廣州、杭州也可以搞。當然,沒有完全衝擊。可以説,經濟上的獨立才是真正的自由。現在是逐步在走,至少是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改變。”王仁昌説。

但是,直到今天,他認為,因為體制問題,中國的個體户還沒有得到完全的平等對待和應有尊重。當然,他認為這不單是個體户,像工人、農民也是一樣。

5. 反攤派

1990 年,王仁昌到達人生的一個高峯。

當時,他不僅成為改革開放後漢正街第一批百萬富翁,還被市領導點名推舉進漢正街個協分會常務理事會。“我的權蠻重,有 18 個職務,從行政到經濟、税務都有,也很相信我。任何時候,中央、省市來人,都是我去接待,對我還是蠻客氣”,王仁昌説。

“但是,我這個人喜歡説實話。”

1990 年,礄口區工商局要求每家商户拿出 1.8 萬元,集資修建漢正街小商品中心大樓。王仁昌不認同工商局的做法。

在他看來,一是漢正街那時面對農村市場,要和農民消費習慣一致,而農民喜歡那種逛廟會的購買方式,所以沿街辦市場比大樓更適合。而且地攤經濟能增加城市活力,降低消費者物價和經營者成本;二是漢正街從 103 户發展到當時的 1045 户,每户的能力、負擔、經營時間和狀況等都不同。如果通通都拿 1.8 萬,有人拿不出來;三是個體户可以出錢,但應該享有產權。當時,大樓產權屬於工商局,個體户的集資款只抵 3 年租金。

所以,他覺得工商局違背了中央制止“三亂”(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的決定,屬於“亂攤派”。

但是,王仁昌所在的漢正街個協分會常務理事內部出現分歧。舉手表決後, 6 個人中,宗賢濤認可工商決定,葉承章、李菊麗棄權,黃幹生、張世奇、王仁昌反對。於是,王仁昌當天就起草了“反攤派聲明”,黃幹生安排人第二天分三路到各支會發動業户簽名。當晚,他們還用加急電向中央有關部門彙報情況,並説“亂攤派就是集體腐敗”。

“我、幹生、張世奇三名常務理事,加上王啓瑞、何慶怡兩個理事在加急電報上籤了名。這就是後來人稱的‘五人小組’。臨危受命,我被選為組長。幹生戲稱這次行動為‘文裝起義’。這在當年可能是全國最大一次羣體事件,也是典型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漢正街又是舉世聞名的商業大街,在羣眾支持下,聲勢浩大的反攤派驚動北京,國家工商總局兩度派員調查。礄口工商局不得不廢除第一號公告,出台第二號公告,局長和區長‘提前’退休。然而,也惹惱了更大的官官,最終罷免了我們的職務。宗賢濤為首的一夥馬屁精為虎作倀,集資建樓並沒停止。”王仁昌在文章中回憶。

王仁昌被免職後,原來漢正街廣播站早中晚一天放 3 遍的電視劇《漢正街》主題歌也不讓放了,反而連續 3 天播放他被免職的消息,“其熱烈隆重有如慶祝粉碎四人幫”,朋友開玩笑説他成了漢正街的田漢。

1991 年,王仁昌拿着 120 萬,決定離開漢正街,準備在漢口新火車站新建一個市場,並聘請著名個體户“麻瞎”鄭舉選做顧問。當時,漢正街幾乎 90% 的業户都交了攤費,省內外的人也希望加入,異常繁榮。

但是,王仁昌稱,後來始發站不在漢口辦了,還是在武昌,影響交通。加上工商突然加税,不再 3 年免税,把人都嚇跑。再加上一位區裏的關係户劃去本來做長途運輸站的地皮,計劃建賓館發財,徹底改變市場規劃,整體佈局全被攪亂。

“你搞不贏他,天下烏鴉一般黑,都是當官的狠,官本位。不是像西方,它不敢跟我搞,我有我的人權。這樣,我們錯失了那個機會,市場就沒有起來。後來我就和我兄弟搞企業去了,搞曲線地板,搞了蠻紅火,但是也蠻曲折,到現在才慢慢穩定下來。”王仁昌感慨道。

1992 年,中顧委張平化在東湖賓館接見王仁昌(前排左一),來自:王仁昌

6. 繼續寫作

漢口新火車站市場失敗後,王仁昌的生意陷入谷底。當時,雖然經過兩年的“討説法”,工商局最後劃給了他萬安巷的空地,建起一個分市場,但是,機遇不再。

1997 年,王仁昌還在一家雜誌上發表 12 萬字的長篇小説《孽緣》,講的就是當年漢正街反攤派,然後去漢口新火車站建市場的故事。

轉機出現在弟弟王仁忠那裏。下崗後,王仁忠發明出曲線地板,並申請專利,在連城開設地板廠。於是,王仁昌投了 60 萬,加入到弟弟生意中,搞策劃、宣傳,並以弟弟的創業史為原型,寫出 20 集電視劇《曲線人生》。那時是 1998 年,國有企業興起股份制改造,兄弟倆也開始走向企業,不再搞商貿。

但是,因為沒有選對合作夥伴,王仁忠的多項專利外流,企業也走向下坡路。經過種種努力,企業現在有了變化,利用南美、非洲和俄羅斯的木料做成地板。王仁昌覺得,搞得還不錯。

不過, 1998 年之後,除了參與弟弟的生意,王仁昌大量時間都花在寫作上,基本不做其他生意。

2008 年,他完成 104 萬字的長篇小説 “狂飆三部曲”,從文化大革命寫到改革開放。三部曲第一部《祭壇》的時間段為“5·16通知”的發佈至武漢“7·20”事件的爆發;第二部《迷惘》寫“清理階級隊伍”到粉碎“四人幫”;第三部《皈依》寫對“凡是派”的批判和改革開放。這也是他迄今最為滿意的作品,認為文筆、結構和深刻都達到自己的高峯。

在他看來,以往關於文革的作品,過於注重高層政治鬥爭,忽視了城鄉底層人民的命運。而只有理解了底層,才能真正理解為什麼會有文化大革命?是什麼使得廣大羣眾激情燃燒、生死相許?

“我認為,瞭解了湖北武漢文革的始末,至少也能理解平民階層文化大革命的本質意義了。……作者有幸同武漢兩大派頭面人物多有接觸,所著《祭壇》和《迷惘》雖為小説,故事情節和主人公都有原始素材和原型人物作支撐。本書要做一項前所未有的工作,以小説文學式樣全景式演繹文革中城鄉底層社會的恩怨情仇,剖析人們生死搏殺的理由,從而顯示中國城鄉底層人民的命運,使人們更加珍視和珍惜今天改革開放、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生活的來之不易。”王仁昌在“狂飆三部曲”的前言中寫道。

這套書寫了 6 年,但是,王仁昌稱自己在文革初期時就開始有意識地記錄和思考,覺得這麼大一個歷史事件,如果沒有一部好的小説,那實在太可惜了。“我常想,命運那般殘酷作弄我,也許就是為了讓我完成這一歷史使命。每憶及文革受盡摧殘磨難,九死一生,銷蝕掉最美好的年華,感慨萬端,揮之不去,不把那些事兒寫出來,簡直連自己都對不起啊!”

2009 年,他出版了長篇小説《漢商》,講述 1849 — 1949 年間漢口商人的故事。“整整一百年,以近代漢口諸多重大事件如白蓮教起義、太平天國革命、辛亥首義、武漢大會戰、抗戰勝利、武漢解放等為線索展開情節,塑造了商農官匪兵學工、洋人買辦巫卜僧尼丐、妓女幫會地痞流氓、外國傳教士各階層藝術形象,囊括百年風俗風習,四時八節,地形地貌,沿革變遷,力圖為讀者展開一卷三鎮版《清明上河圖》。”王仁昌在《漢商》前言中寫道。

這些小説都和他的個人經歷有關。“按照西方人的説法,文學即是自傳。只有寫自己的東西才寫得好,最熟悉、最有情感、最能夠感動人。”他説。

除了小説,王仁昌後來還在博客寫了不少評論、隨筆和回憶性文章,但“因為原來很多東西不適合現在的宣傳口徑,蠻激進的一些觀點”,所以大多已經不在。

這些文章中,流傳比較廣的是《驚悚故事集》。這是他以親歷親見親聞的事兒,回憶整理而成的一束紀實性小故事。他在文章中寫道:“我認為,歷史絕非所謂精英、權貴的年譜,無量數芸芸眾生的悲歡離合才能標誌某個時代的歷史本質和最終取向。正是基於這一觀念,我用《驚悚故事集》再現了中國大陸歷次‘運動’的政治生態以及那種政治生態下人們的典型命運。”

王仁昌的筆名叫“任常”。這個筆名並非來自本名諧音,而是源於文革期間,雖然他一直被整,但他覺得,“隨你整,老子仍然如故”,所以取名為“任常”。

很多人好奇王仁昌如何看待商人和文人兩種身份在自己身上的張力,但他認為,“沒得衝突”,“也沒得反差”,個體户對他來説只是個職業,談不上喜歡或者歧視,而他“任何時候都想寫作”。“寫作是一種娛樂,就像有人喜歡打麻將、下棋,我就喜歡寫作,不偷不拐。”

在他看來,中國的知識界有三種人,一種是“姿勢分子”,像司馬南;一種是“知道分子”,像王立羣;一種是知識分子,像秦暉。知識分子要有擔當,敢為國家的前途發聲,所以,一個作家首先也應該關注社會,有擔當。但是,他覺得自己“談不上”知識分子,因為不在體制內。“體制內容易造成影響,我一個個體户哪能造成影響,充其量就是個小企業家。”

至於商人的擔當,他覺得“蠻簡單”,“搞活流通,賺的錢要回饋於社會。即使你不危害社會,但你不回報社會,我也瞧不起。這個國家是大家的,每個人都應該關心它”。

作家中,王仁昌喜歡中國的汪曾祺和孫犁,覺得兩人的文筆好;國外的喜歡巴爾扎克、司湯達、果戈裏和屠格涅夫等。他不喜歡張愛玲,認為“在一個全民抗日、浴血奮戰的時期,在上海孤島寫些男歡女愛麻醉年輕人,一寸山河一寸血,搞那些鬼打架,那不是跟日本人為虎作倀嗎?”

不過,他也不是討厭寫男歡女愛。事實上,他自己也寫蠻多愛情故事。但在他看來,愛情一定要跟整個社會相聯繫。“屠格涅夫喜好把他小説裏主人公放在愛情中考驗。我則認為,愛情不唯考驗男女主人公,更考驗其所處社會與時代的品格。這便是愛情故事總能感動一代又一代讀者的審美意義,也是我傾心打造愛情故事的原由!”

其實,他也經歷過類似事情。大學時,他和同班同學非常相愛,但因出身不同,最後沒法在一起。後來,她的官達到少將。這時,他從手機裏找出女生當年的黑白照片給我們看,“至少算得上校花!”。説完,他笑了笑。

王仁昌(左) 2018 年 1 月在桂林荔浦留影,與象棋大師柳大華參加漢正街商會活動,來自:王仁昌

7. 意義

2017 年,王仁昌回到離開 20 多年的漢正街,擔任漢正街商會名譽會長,“因為我跟他們都有感情”。

現在,他每天五點起牀,白天看書寫作,有時幫忙做點家務,晚上則聽聽京劇,十點左右睡覺。每天抽一兩包煙,不喝酒,不健身。雖然住在漢陽,但他在漢正街還有一套老房子。因為他始終記得父親的一句話,“將來窮了,什麼都可以賣,唯獨這房子不能賣,靠着這條街,就能活命”,覺得“非常深刻”。

2019 年 5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專家西蒙裏·裏卡(Simone Ricca)在“漢正街多元文化之復興專家研討會”的會議上,提出“將歷史的文化價值融入未來的發展之中”的命題。王仁昌在會上聽到後,觸發“壓抑已久的創作激情”,準備寫作一部有關漢正街的電視劇劇本。

為了收集素材,從 5 月到 7 月,他在漢正街市場商會(總商會)常務副會長王望明陪同下,做了 30 餘次採訪。寫作則是從 6 月開始, 11 月完成。

他在劇本的後記中記錄這段經歷:“武漢的這個夏天,十分炎熱,下雨的日子又格外稀少,讓人感覺持續的高温似乎沒有盡頭。我只好無日無夜地坐在空調下,穿條褲衩,赤膊上陣,敲擊鍵盤……平素,我一天抽一包煙,創作《風雨漢正街》,每天抽三包煙……近半年時間裏,我連在廣西的企業也顧不上,一直滯留武漢。”

在《風雨漢正街》的第一集,王仁昌表明旨趣:“本劇以漢正街濃郁的社會生活為場景,演繹改革開放四十年間風風雨雨,幾家人的愛恨情仇,興衰榮辱,反映出古老大街日新月異、翻天覆地的變化,從而歌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

他覺得,計劃經濟限制了人的基本自由,為專制鋪平了道路,市場經濟才是正途。而市場經濟是由市場説了算,它有一雙無形的手來操控,不是市長説了算。“市場怎麼發展,就由它發展。你把環境、治安、服務搞好,他們自然做得好。不要到處指手畫腳。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經濟發展充分證明了這一條。前三十年,經濟沒搞好;改革開放後,經濟搞好了。”

平常,王仁昌最關心中國的社會和外交問題,當然,他覺得關心這些都和自己的身份不相稱,自己是個“平頭百姓”,“吃着地溝油的命,操着中南海的心”。

他憂慮着中國的未來,但又覺得希望在年輕一代,會變好。至於自己的未來,“沒得規劃”。“人活在地球上本來就很偶然,你要是追求我是誰,我從哪裏來,到哪裏去,搞不清楚。但是,雖然是偶然,但是我們既然活下來了,那就要活出意義來。像叔本華説的,人生沒得意義,但是你要追求人生沒得意義的意義,本身就有意義。同時,我也希望把我們國家搞好,從內心愛這個國家。”


題圖為漢正街站藝術牆,來自:維基百科;長題圖為王仁昌,來自:王仁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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